科普驿站 第六期
主题：中华文明的定音鼓（下）
学科：历史
难度：A2
演讲人：GHOSTS
接上一次科普内容：首先把时间定位在周公从东方平叛归来，周公一定清楚地记得，三年前叛乱的武庚、三叔与东夷是多么的强大和嚣张。包括周族内部都有一大批人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，再加上管叔和蔡叔在京城四处散播谣言，说周公“将不利于孺子”。
当时的情况真可谓是四面楚歌，内外交困，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周公这边，周成王也消除了猜疑（这里还有个传说故事，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一下），还亲自去前线劳军，这才有了周公的东征。东征的过程也异常艰辛，战况也很惨烈，甚至还导致了当地象群的迁徙。（从东征将士的回忆《诗，豳风 破斧》就能看出——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錡。周公东征，四国足皇。）
造成叛乱的根本原因就是人心不服，这里的原因有很多方面，例如，延续了600多年的商虽灭，但是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企图复辟都是势在必然的。
至于东夷方面原因则相对复杂，东夷也叫“鸟夷”，东夷与殷商一样也都以鸟为图腾，即便之前战争频繁，更多的可能是利益冲突，而不是文化冲突，再加上他们也“不服周”。
要不是因为殷商大军进攻东夷，怎么会有周的趁火打劫？他们的想法很可能像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样，一肚子不服气，再加上周打商的时候，东夷并不是同盟军，因此在战后的利益分配中也没有捞到好处。
碰巧现在顽殷叛乱，周人内乱，不趁机捞点好处，简直天理不容，至于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，因为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，他排行老三，周公子老四，摄政的应该是他而不是周公。
当然这三个主力军其实只能算是出头鸟，在暗地里偷偷谋划，心里嘀咕的，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，见风使舵、伺机出手的肯定不在少数，对于这些人高举道德的大旗唱高调是肯定不行的，一味进行武力镇压也是肯定不行的。
因此周公他们制定的一种方式，并且创造了一种制度，这种就是分封诸侯，分封诸侯可谓是一箭三雕。
这第一头雕，就是殷商的残余势力。分封包括分和封，分的是殷商的地盘，封的是自家的兄弟。
对于殷商的残余势力，一味的武力镇压是最愚蠢的，比如亚述，可行且好用的办法就是分而治之，其成不了气候抱不成团。
周公就是这样做的。例如，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，都从殷都朝歌迁到了成周，待在了周天子的眼皮底下。
再比如，周公在殷商的旧都商丘，建立了宋国，国君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启。殷商的首都朝歌，则被分给了康叔封，建立了卫国，而且还包括商的7个部族，这些人都是技术人才。
这第二雕，是控制了战略要地。例如周公的儿子伯禽分到6族，并带着这6族去了东夷的老窝，国号为鲁。
再加上姜太公吕望的齐，可谓是把东夷压制的死死的。而成王之弟唐叔姬虞，分到了九族，去了现今山西地区，国号为唐，后来叫晋。召公子姬克，分到了现今的北京地区，国号为燕。这三支队伍可谓是远距离殖民，所到之处均为战略要冲。
这第三头雕，是酬劳了功臣和盟友。例如，楚，杞。这些在当时无疑都是小帮，在殷商时叫做方国。但是这地方国，虽然兵力少，规模小，但是数量多，来头大。动不动就号称是神农，黄帝，尧，舜，禹之后。他们帮不上什么忙，添乱倒是很容易。
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团结的就团结，实在不行的至少也不能成为敌人，再加上其中还有一些势力参加过伐纣战争，也算是同盟国，现在胜利了，总要分一杯羹吧。
于是只要承认周天子，无论是诸夏、诸羌、百濮、群蛮，都给了国君当。地盘就是自己原来的地盘，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也都予以承认。
这可以说是一种无本生意，对于方国什么都没少，土地人民军队还是自己的，战争的好处也是自己的，甚至周天子还会送一点。
再加上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，由于文化落后，先前被殷商歧视，现在受封成为了列国，则可以与中原诸国平起平坐，礼尚往来，岂不美哉？
而对于周，这些封国的土地，人民与财产，本来就不是自己的，周人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，而且周给出的只是名义与头衔，却换来了方国的承认和支持，而这些方国的加盟，使得周政权有了天命与人性的“双重合法性”。
就在西周当年的大分封中，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制度也诞生了，这就是邦国制度。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，授民，授爵，这体现了周人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，也就是土地人民与领袖。
这个“国家三要素”，至今仍为我们民族的国家概念，例如《歌唱祖国》的第1段唱土地，第2段唱人民，第3段唱领袖。
其对于周的现实意义则是，授土授民，表示周王才是土地与人民的唯一产权人；授爵，则表示周天子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，即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，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。
当时的诸侯貌似没有想到这么多，诸侯们带着部族，庶众，臣妾奔赴封区，定疆域，建社稷，封子弟，收赋税，分田地，最重要的则是建立宗庙与社稷。宗庙祭祀祖宗，社稷祭祀土地与谷神，毕竟没有土地和粮食，哪里来的人民？同时分到的土地与人民也需要进行整合，这就有了井田制。
说具体点，就是把人民编组，土地分块，先是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9块，中间一块是公田，周边8块是私田。
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“包产到户”，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，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，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，这就是井田制。
我们再回到封建制度，封建制把天下分为三个层次，级别最高的叫天下，也就是普天之下。天下的最高领袖是天子，也就是周天子，他是天下共主，他的邦国是“王国”，族人是“王族”，家庭是“王室”，社稷叫“王社”。
次一级的叫“国”也就是“封国”，封国的君主叫国君，爵位分为五等，统称为公侯，但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度，可能是到西周后期才成熟。所以他们也有对应的公族、公室。
在次一级的叫做“家”，也就是“采邑”。采邑的君主叫家君，也就是大夫，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。例如春秋时期，鲁国的季孙氏。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，国君称姓，大夫称氏，所以其族人也是氏族，家庭为氏室。这就是等级分明的天下，国，家三个层次。
这也是所谓的封建，“封”就是划分势力范围，“建”就是厘定君臣关系。为什么是君臣，因为诸侯为天子所立，大夫为诸侯所立，前者叫封邦建国而后者叫封土立家，这都有着青铜器铭文为证。
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，大夫是诸侯之臣，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，并承担出征，纳贡等义务，诸侯有镇守疆土，捍卫王室，缴纳贡物，朝觐述职的义务，当然，如果诸侯被其他诸侯欺负，也可向天子投诉，天子则要主持公道。
在封建制度之下，天子有封建之权，诸侯有再封之权，到了大夫就没有，即封到大夫，就不能再封。
享有治权的也只有这三级，不过周天子理论上对天下，实际上对周王国，都有统治权，诸侯与大夫只对自己的封国与采邑有治权。
但是他们的治权既是理论上的，也是实际上的，也就是说，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，叫齐家，诸侯不过问。同理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，叫治国，天子也不过问。
但是大夫除了齐家，也有义务协助国君治国，诸侯除了治国，在天下发生动乱时，也有义务帮助天子摆平，叫平天下。
这种制度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，周人的邦国制不同于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君主制，也不同于雅典的民主制与古罗马的共和制，也不同于现在的联邦制和邦联制。与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也只有相似之处。
与井田，宗法，礼乐相配套的封建制度，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国家体制。井田是经济基础，封建是上层建筑，同时也是巩固政权的手段，把姬周和异姓，中央与地方捆绑在一起，井田则是把人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。
农民不离乡背井，豪酋不犯上作乱，闲汉不无事生非，可谓天下太平！
再者，无论封建还是井田制，都是秩序的体现，但光有秩序还不够，因为秩序是可以被破坏的。因此，周公以及其继承人通过宗法和礼乐来巩固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荡。
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。嫡，就是正妻。妻与夫相匹，就是嫡。妻子生的儿子就是嫡子，嫡长子就是其中的老大。与嫡相对的则是庶。庶，有众多，渺小，庞杂，卑微的意思，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，是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。
嫡子的母亲是妻，只能有一个。庶子的母亲是妾，可以有多个。按照周的婚姻制度，贵族的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。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，中高等级的贵族则是一妻多妾。
这就是“一夫一妻多妾制”，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。之所以都是一个贵族的儿子，却要分三六九等，这是因为继承权。天子，诸侯，大夫，遗产很多，爵位领地财产权利，这些都需要有人继承。
有继承权的，当然是他的儿子，因为天子的王族，诸侯的公族，大夫的氏族，跟全社会一样，都施行“父家长制”。这也是宗法制的一个内容。
但是所有儿子都来继承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爵位和权力，不像财产和领地这样是可以分的，这就必须要确立一个规矩，没有规矩，儿子们打起来了，怎么维稳？
周人立的规矩叫做“嫡长子继承制”，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“继承法”——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，按照这个制度，不仅父亲的爵位和权力，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，这就叫宗法。
为什么叫做宗法？因为族的第一代叫祖，第二代叫宗，确定谁是第二代的礼法，当然叫宗法。根据宗法制的规定，祖是什么人，可以不管，但从第二代开始，原则上就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，除非没有。如果嫡长子传嫡长子，一路传下来没有中断，那就叫“嫡传”。这样的体系叫“嫡系”，这样的血统叫“正统”，这样的宗派叫“正宗”。
这就是宗法制的三要素，父家长制，一夫一妻多妾制，嫡长子继承制。那么，这与封建有什么关系？ 关键就在于所有贵族都是世袭的，而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。爵位却只有一个，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重视宗法。但是依照宗法制，嫡长子在继承了爵位权利和血统以后，那其他的公子王孙总不能放手不管，听之任之吧？
也只有一个办法即分封，分封也简单，天子的嫡长子做天子，其他儿子就分出去做诸侯，或者留在王国里做公卿。同理，做了诸侯的嫡长子的兄弟就分出去做大夫。
这样的结果就是天下为家，诸侯是天子的兄弟，大夫是诸侯的兄弟，虽分嫡庶，却总归是兄弟。除了姬姓诸侯，天子与异性诸侯，以及姬姓诸侯与异性诸侯之间却有着婚姻关系。
这样一来，天子诸侯大夫，不是兄弟就是叔侄，要不就是翁婿，甥舅，亲家，说到底还是一家子。
当然周天下这个家也是有等级的，天子诸侯大夫是上面的三个层级，下面的则是人民，也叫子民，他们家是家庭，一夫一妻。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。以祖宗为统绪，家庭构成家族，家族构成宗族。
这些宗族从属于大夫，构成氏族，大夫为族长。以此类推，氏族构成了诸侯的国族，国族构成了天子的民族。这个民族，西周叫“夏”，春秋叫“华”。后来称为——华夏！（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 ）
只不过这个国家和民族被看成一个巨型家族，这就像一个大公司，而且还是家族型的公司，有总公司和子公司。同时又有自己的子公司叫做家，家就是这个子公司的子公司。因此从理论上讲，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，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，这也是有文献和文物记载证明的。
当然上天更有权收回天下，只不过这事就大了，它在历史上就叫做革命，革命会发生吗？会的，因为公司是有问题的。
这个问题出现在“士”上。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叫做士。
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，因为按照宗法治，次子与庶子是不能继承爵位的，按照封建制，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。因此，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，就只有贵族身份，但没有贵族爵位，于是，这些没有爵位可以继承的大夫之子，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，便构成了最低一级的贵族，士。
士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逐渐显现出来的。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，东周是诸侯的时代，春秋是大夫的时代，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。
当时士周游列国，朝秦暮楚，拉帮结派，合纵连横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，秦汉以后，我们进入了“帝国阶段”，废封建，行郡县。
诸侯与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，除了皇族其他人都是平民，于是，士便成为了平民之首，与其他阶层合称为士农工商。
从汉到清，官僚集团主要是由士组成，甚至还一度形成了所谓的士族，士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主人，尤其是政治史、文化史、思想史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我们再回到周，周代的士是贵族，因此，也包祭祀权，参政权，从军权等权利，虽然低于王侯大夫的待遇，但高于平民。
但是，作为贵族，士，“有权利，无权力”，最关键的是没有治权，最重要的是没有领地，只有“食田”。
所谓“食田”，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，但不能统治田里的农民，而且还必须要担任一定的职务。只有担任了一定的职务，才有食田，食田不是私有财产。拥有“世职”和“世田”的只是少数人，因此越来越多的士只能打工，这就要有一技之长。
实际上，但凡士，多少都有些能耐，他们或有会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；或者有文化，可以做史官，谋士，智囊；或者懂经营，可以当管家，会计，经纪人；或者会方术，可以治病疗伤，看风水，配春药。再不济的，也能行鸡鸣狗盗之事。
显然周代的士，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，他们地位不高不低，人数不多不少，能量不大不小，最适合被培养成中产阶级，并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，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。
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是在这里，从西周大封建开始，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，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，这对中央是不利的，因为诸侯越强大，天子就越弱，强枝弱干的结果就是春秋时期的“五侯争霸”和“三家分晋”。
但是无论哪一种，士都是帮凶。同时挺身而出，希望救世的也是士，这就是先秦诸子，其中儒家代表文士，墨家代表武士，道家代表隐士，法家代表谋士，这些都是士的代表。
前面说到了周的制度所忽略的士，要说这天下其实是树大根深，周的根在农村。但问题是周的天下很大，且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，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夫，距离子民也很远，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是家臣。
所以家臣至关重要。然而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，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，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，诸侯这是天子的叔伯，舅舅，兄弟，子侄女婿等等。
问题是，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，关系就递减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，但不能持久，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，四世同堂就到顶，接下来就是五世而斩。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，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，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。没错，凡事有利就有弊，算盘未必总如意，但是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，问题会出现在家臣。更想不到的是，家臣的问题在于忠心耿耿。
忠心耿耿不好吗？好，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，而是忠于大夫，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。
最有意思的是公元前530年，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，结果变成了过街老鼠，乡亲们讥讽的说：我有一块菜地，长的却是草皮，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，太有才了！
原本希望的家国一体，结果变成了家国对立，原本用来维稳的手段却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因素。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，周公他们说的是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家臣的说法则是“封略之内，何非君土。食土之毛，何非君臣”。
而这个就要说到礼乐制度。
这个站在国君那边的家臣，叫南蒯。但是，家臣爱国，站在国君这边，为什么是有罪的？ 因为根据礼制，他是没有资格爱国的，也就是僭越。
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，他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是有层级的，具体的说从上到下，天子之臣是诸侯，诸侯之臣是大夫，大夫之臣是士。 从向到下家臣忠于大夫，大夫忠于诸侯，诸侯忠于天子，因此，诸侯可以“爱天下”，大夫可以“爱国”，家臣只能“爱家”，这就是“礼”，也才叫做“忠”。礼，只认秩序，不管是非。
后果相当严重，依照这个原则，诸侯如果对抗天子，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，大夫如果反叛诸侯，家臣也就跟着反了。周的灭亡就是因为这样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是非讲不清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怎么操作？只有靠秩序。
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，井田是经济秩序，宗法是社会秩序，封建是政治秩序。这就要明差异，定等级。井田制曲分公私，于是有公田私田；宗法制区分嫡庶，于是有嫡子庶子；封建是区分君臣，于是有人有民，人是贵族，民是平民和奴隶。这就是阶级，阶级分成三等。天子是超级贵族，诸侯是高级贵族，大夫是中级贵族，士是低级贵族，这是等级，四等。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，是诸侯的等级，五等。
事实上等级分明的社会，就是一块井田，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，周公和他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，挖井不止，终于挖得深不见底，等我们跳下去，这口井，就叫伦理治国。
什么叫伦理？其实伦就是秩序和类别，如果没有就叫“不伦不类”。但最重要的秩序和类别，是全人类社会的，叫“人伦”。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，人伦包括5种人际关系：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妇，朋友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五伦”。按照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，就叫伦理。伦理的核心，是“名分”。名分说白了只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，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。
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。例如，《红楼梦》里的花袭人，因为没“走程序”，虽然是和贾宝玉第一个（咳咳，你懂的），但是却连妾都不是。
名分可以说是命根子。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，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，面子是名分的标志，也是人的脸面，也叫做脸谱。摆出来就叫做摆谱，有了它就叫有谱，这就可以交往，可以“面对面”，否则就“对不起”。其实面子可以要，也可以给，妾“扶正”，副职“转正”，就是给。但是无论是虚名还是实际，也无论赠送抑或索要，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，看重名分，只要你当回事，伦理程序便会启动，从此你就变成了电脑里面的数据，任由纲常伦理的软件处理。
这就好比一张网，而且能逃出这张网的人很少。你出家，庙里有师傅；你落草，山上有头顶；你自主择业，业内有行会；你浪迹江湖，江湖有门派。
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，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，那就要有名分，只要接受名分那就能在五伦。所以苏东坡，“常恨此生非我有”，但发完牢骚照样回家睡觉。什么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度余生”，根本做不到，估计也没当真想过。这可真是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宗法伦理将所有人都一网打尽，而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就是那只“蜘蛛”。
因此，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，汉高祖讨厌儒家，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。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，又要道德礼仪。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，因此它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，还要求行同伦。
汉高祖则是在登基不久，立足未稳时，便让儒生孙叔通重新制定了礼仪，此后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，不仅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，反而一直延续到了清朝。
伦理道德礼仪，原本就是为了让君主们坐稳江山，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实际上所谓的五伦，最重要的就是君臣。除了朋友以外，父子兄弟夫妇，也都可以看作君臣关系。父亲，是家君，丈夫，是夫君。
那么，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是和谐。
现在我们再回到周，顺便举个例子。魏绛，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，因为功勋卓著，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。魏绛表示不敢当，魏绛说：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，因此可以镇抚邦国，同享福禄，怀柔吸引远方之人。
乐，为什么能“殿邦国，同福禄，来远人”？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，礼是伦理化的乐。周人的乐，甚至说古人的乐，并不只是音乐。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。所以悼公赐给魏绛的“乐”，就包括一组编钟，还有一支8个人组成的歌舞队。
但乐舞叫做乐，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。音乐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和韵律。伦理最重要的则是秩序和和谐。秩序就是礼的节奏，和谐就是礼的韵律。因此礼制社会就应当像音乐作品，社会成员则应当像乐音。
乐音有音高，音长，音强，音色的不同。社会成员也一样，也得有差异，有差异才能多样。多样统一，才能和谐 。
问题是怎么界定？这个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。无非就是“别内外，定亲疏，续长幼，明贵贱”。区分华夏与蛮夷就是内外有别，区分血亲与姻亲就是亲疏有差，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，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。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。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，只能扎头巾。贵族当中，士只有冠，没有冕。冠冕堂皇的是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。
礼辨异，乐统同。礼是让人遵守秩序的，乐是让人体验和谐的，这个就是礼乐制度的核心要素。
总结一下
首先是忧患，忧患“天命无常”而“不易为王”，这才有了“君权天授”。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，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，名为“天授”，实为“民授”，这就必须“以人为本”，也就有了“人本精神”。而且，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——天人合一归于人。当然，得补充一句：是群体的、家国的、伦理的人。
群体至上，就只能“以德治国”。华夏国家的建立，并没有向希腊那样经过“炸毁氏族组织”的革命，而是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。夏商周，都如此。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，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。基础，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；纽带，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。对于这样的群体，德与礼，显然比法律更合适，也更管用。
德治的结果是人治，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。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。于是有了“一个中心”，这就是德治；也有了“两个基本点”，这就是礼和乐。礼乐是“行得通的力量”，圣人是“看得见的榜样”。以圣人代神，以礼乐代宗教，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，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。忠不忠，孝不孝，凡事看行动。
“现实精神”产生了。
也就是知行合一践于行。同样也得补充一句：是群体的、家国的、伦理的行。
这样一来，也就不难理解“艺术精神”。实际上，艺术就是“以最独特的形式，传达最共同的情感”。形式独特，就引人入胜；情感共同，就引起共鸣。共鸣，就心心相印，就息息相通，就团结友爱，就同心同德。总之，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“群”。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“群体意识”，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。
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：礼乐合一成于乐。
毫无疑问，这里说的“乐”，是音乐（艺术），也是快乐（审美）。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，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、汪洋恣肆、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，都是群体的、家国的、伦理的，也是和谐的。即便有戏剧冲突，亦无非忠与孝、仁与义、人情与王法的矛盾；而冤案则总能平反，结局肯定大团圆。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，还要自得其乐。忧是出发点，乐是终点站，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。
这就是周人的遗产，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：一个内核（群体意识），两只翅膀（忧患、乐观），三大精神（人本、现实、艺术），四种制度（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礼乐），堪称体大思精、尽善尽美。
实际上，从“君权天授”，到“以人为本”，到“以德治国”，到“以礼维持秩序，以乐保证和谐”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、自洽、互补、稳定的系统，涵盖了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诸多方面。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，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。后来即便外族入侵，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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